问：您的许多著作将参加1985年底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书展”。就此机会，您能否把您过去的著作，向海内外读者作一个“自我介绍”？

答：我写的书，主要是两个时期的产物，一个时期是解放前，另一个时期是解放后（主要是最近几年）。解放前，我主要从事社会学方面的调查。1936年，我在家乡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乡村进行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在英国完成了一本英文书Peasant Life in China（《江村经济》）。这本书最近又出了第五版，当时我没想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五十年代后的今天还有人读，还有销路。后来我又在美国写了一本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由芝加哥大学出版，也重印了好几次。回国后，由于内战，时局动荡，我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工作，于是就给《观察》杂志、《大公报》写一些短文，一部分后来翻译成英文出了本集子，China's Gentry（《中国士绅》），曾被美国、印度等国的一些大学当作大学课本采用。这些就是我在国外出的书，其中后两本是由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而Peasant Life in China则是直接用英文写成，它的中文译本《江村经济》今年才出。

解放后，我主要做具体工作，写的文章不多，1957年以后就不能写文章了，只好译一些书。三中全会以后，我才又开始写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是恢复社会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学1952年就被迫停止了，很多搞社会学的人都错划成了右派，现在要重新开始。为此，我还帮助大家编了一本《社会学概论》。1979年，我又开始下去调查，1981年旧地重游，写了《三访江村》，作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胥黎纪念演讲的讲话稿。这里的“江村”，就是我1936年去调查的江苏那个村子的“学名”。我恢复调查工作后从调查乡村上升一层调查乡镇，研究小城镇的问题，这一部分课程，去年才告一段落。这几年所写的文章编成了一本社会学文集也要拿到香港去参展。第二步，我又开始搞边区调查，近两年主要集中在内蒙、甘肃一带。写了些文章，不过还未整理成集子。最近我又去了一趟“江村”，写了《九访江村》，明年还准备写一本《江村五十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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