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

——龚自珍

每逢有朋友问起我最喜欢的书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爱的教育》。有时我也自觉可怪，为什么这本书对我会这样地亲切？当我经了多年远别，重返苏州，踏进母校的校门时，这问题的答案蓦然来到心头：这书里所流露的人性，原来本是我早年身受的日常经验。何怪我一翻开这书，一字一行，语语乡音，这样熟悉。我又怎能不偏爱这本读物？

25年前，我和几个小朋友在操场角里，浪木旁的空场上闲谈。那时的振华还在严衙前。住宅式的校舍里，孩子们下了课，只有一角空地可供他们奔跑或闲坐。这些孩子们中间有人这样说：“我将来总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不喜欢张良，项羽才是英雄。”

“我不希罕这些，我要发明个飞机，一直飞到月亮上去探险。”

另外一个孩子却说：“我是想做三先生（我们那时称王季玉先生作三先生，因为她在家里是老三）。”

很快的有人笑了：“教书？教孩子们书？我不干！有什么意思？”

“可是三先生为什么不去发明和探险，不去做项羽和张良，而在教我们书呢？”

我就说：“她该去做大事业，留了学回来。在这小学校里看着孩子们拼生字，真是——”

“你真的愿意她离开我们么？”有位小朋友急了。

没有人再说话了。孩子们被问住了。没有人能想象三先生会离开我们这些孩子的。如果她真的要去做项羽、张良，到月亮上去探险，孩子们也不会放她。孩子们话是不说了，但是谁都感觉到一种悟彻：看孩子们拼拼法似乎比到月亮去探险更值得我们的爱好。谁也说不出这是什么原因，可是这悟彻却使他们靠近了人性。在这把人性愈抛愈远的世界里，大家想在做项羽、张良，或是上月亮去探险时，我回忆起了25年前操场角落里所领悟的一种模糊的感觉，虽则我还是不知道应当怎样去衡量人间的价值，我总好像又重温了一课《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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