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王健同志转来曾昭抡同志所著1936年由天津大公报馆出版的《东行日记》的复制本，并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把这本书收入《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重予出版，叫我写一篇序言。作为曾昭抡同志生前的战友，这个任务我是义不容辞的。写序言则不敢，只能写一篇后记，主要是说一说本书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可是事隔半年多，久久下不了笔，直到“年关”在即，出版社派人坐索。我不得不坐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这篇后记老是写不出来？

说是年来大忙乱，静不下心，这是实话但不是实情，实情是我对曾公（他生前我总是这样称呼他的）是怎样一个人一直不甚了了。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隔膜；既敬慕，又常笑他迂阔、怪谲，以致我对他的形象的线条总是不那么鲜明。这又是不是由于我们两人辈分上有长幼之别，他长我十一岁，而存在着“代沟”？是不是由于我们两人专业上有文理之分，他学化学，我学社会，而存在着“业差”？我想都不尽然。

曾公平时拘谨持重，岸然似老，但一接近他就会感到他那么平易、和蔼，没有半点高高在上的神气。而且他喜和青年人结伴，在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长征”队伍里，他和联大的学生混在一起，表面上谁也看不到这里有一位“教授”。我们年龄上确有接近于一个干支的差距，但是我们也说得上是“忘年”之交。专业不相同当然是事实，我所学的化学，尤其是有机化学，早已回了老师。但是他却曾经深入凉山，对彝族社会进行过观察和记录，跟我在瑶山的调查前后相隔不过五六年，怎能说我们在求知的对象上没有相同的领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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