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谈知识分子，谈谈我所熟悉的一些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老朋友们的心情。所谈的无非是一隅之见，一时之感；写出来还是杂文之类的东西而已。

出门半年，回家不久，接到一个通知，是劳动干部学校邀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陈达先生的一篇有关人口问题论文的提纲。陈先生是我的一位老师。提起他，很多朋友是熟悉的；他是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学者，社会学的老前辈，桃李满门墙的灰发教授。解放以来，一直还是手不释卷，但是报纸杂志上却很少见他的名字，书店里也已经找不到他所写的书，同行老朋友见面时常会互相打听陈先生近来怎样了。这个通知是一个喜讯。他老人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还有，到家刚逢春节，次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李景汉先生写的《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这篇文章连载了三天。李先生又是一位同行的老前辈，30年前出版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的作者。我记得大概一年多前，在一个民盟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上，李先生曾说起过他自从院系调整后，三年多来已准备过三门不同的而都没有上堂机会的新功课。尽管他用了极为幽默的口吻，很轻松地道来，在座的朋友却半晌接不上话头。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今年春节会献出这份珍贵的礼物。在我看来，他不仅报了乡村家庭生活改善的喜讯，同时也报了知识分子政策胜利的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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