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访问西欧四国，首先在英国伦敦着陆。英伦是我旧游之邦，屈指算来，这是第四次，和初次相隔恰好50年。1936年9月开始我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为期两年。1962年4月应家兄之约为政协《文史资料》写《留英记》，在《选集》发表。

1938年离英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经过了8年在后方的抗战生活，于1946年11月，我应邀去英讲学，为期一个季度，翌年3月返国。访英期间，为《大公报》写访英通讯，后以“重访英伦”为题出版。重访之时，英国战争的疮痍未复，人心思变，工党应运执政。其奋发图强之志，令人侧目。而我国抗日胜利后，在朝者却转矛反共，发生内战。对比之下，感慨无穷。

又隔了多事的35年，1981年12月，全国进入振兴之际，我应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之约，赴英接受赫胥黎奖章，逗留旬日，归来在民盟1982年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论了我这次访英的感想，整理成文以《英伦杂感》发表。离这次访问又是5年了。

英国在这50年里发生的变化是极为深刻的，但在外表上却还是极力保存传统风格。方场圆市，大街小巷，大多还是本来面目，纪念民族英雄纳尔逊的华表，丝毫无损地依然耸立在有四个铁狮围护的屈拉法尔加广场中央。国会大厦的墙面虽已清洗去污，塔顶的“大本”依然按时发出沉着悠扬的钟声。甚至我走进母校LSE的校门时，门右那个当我在学时常去用餐的小店，门面如旧，令人惊喜。这次访问住海德公园旅馆，室内摆饰保存了维多利亚的风采，那张高及我半身的卧床，难为了我这加重级的躯体。这一切很易使人得到错觉，今日的英伦还是昔日的英伦；说这是错觉，乃是英国实已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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