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善于应酬语言，每逢赴宴难免感到局促、拘谨。这次纽约受奖宴会上，却侥幸地就坐在一位谈吐如流水的哈代夫人座右。我一言，她十句；只要我随口出题，就能领教到一篇耐人寻思的议论。

比如说：我在上生菜时，只说了一句“美国的生菜真不错”，她接口的谈絮却引起了我一系列的思索。她说：“这些生菜确实比早年的好得多，又厚实，又新鲜。这是近年来朝鲜人的贡献。”她紧接着又加了几句：“这一行给他们包了。哪一家不吃他们种的蔬菜？那些朝鲜人来时是难民，现在可全都富了。你们不是叫‘万元户’吗？他们很多是万元户了。”

我故作惊奇的神态以引她继续谈下去。“他们怎么能不富呢？半夜3点钟就起身了，一清早蔬菜已到了市面上，其他的美国人睡得正香，有些还刚上床哩。”

记得我在70年代末写的《访美掠影》里曾称美国是个“民族拼盘”。这个拼盘最近的10年又起了些变化。70年代引我注意的还只是纽约市里那一百多万的波多黎各人。我在40年代寄寓的科罗纳区当时是意大利移民的聚居区，70年代已让位给波多黎各人了。这区街道上的商店、电影院的牌子和广告全是西班牙文字，问路时用英语得不到答话。所以我说“一二十年后如果我还活着，又来纽约，也许必须带着西班牙语的翻译才能进行访问了”。这句话我是否言中，不敢说，因为这次到纽约时间太短，没有去追踪旧迹。从哈代夫人的口气里，当时在这个“民族拼盘”里还不那么惹眼的“东方人”，一别8年后，似乎正在突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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