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造字的最终解答，就是形声字的发明和使用，到此为止。

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把造字之法归纳为六种方式，统称之为“六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这老分类其实是个还算周全准确的不坏整理方式，当然仍有武断（哪种分类在概念边界上不武断呢？）和疏阔之处，像今天不少学者便倾向于主张，应该把后两者假借和转注给排除出造字范畴之外，以为假借和转注其实并没造出新的字来，只是将原来既成的字作更大效能的应用，因此，假借和转注毋宁只是“用字法”，而非“造字法”，这是很有道理的计较和概念厘清。

把转注和假借给排除出去，便剩下象形、会意、指事和形声四个，这里如果我们尝试为中国的大造字活动画上一道时间的纵轴，如此，会意和指事很自然会被归并为一组，而得到这样子的造字图像来：一、 摹写既存实像的象形阶段；二、 尝试表述抽象概念的指事会意阶段；三、大量造字的文字生产线出现，也是大造字完成的形声阶段。

要小心眼多说明两句的是，这种时间性的概念分期，事实上，每个阶段总是交叠的、犬牙参差的，并非切割性地彻底完成一个再进入下一个，但这样的阶段发展大致是可信的，更重要的是，阶段的分割比原先六书的水平排列，能凸显出大造字过程之中的思维变化和两次创造瓶颈，也同时可清楚看出因应如此困境的两次漂亮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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