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和“册”，如今都是名词了，指的同样的东西，通过思索、书写、编辑、印制，到装订完成，然后我们花两三百块钱购得，便合法拥有了它。当然，取得的方式不限定购买，也可能来自赠与，如果来自书写者本人，通常在扉页那儿会附带着签名和一两句谦逊但不必太当真的话；如果是来自买书花钱的长辈或友人，则往往添加了某种看不见的期盼或要求，使得这本书沉重起来，仿佛是个非实践不可的义务，阅读此书也变得意有所指了。还有，比方像我个人这样浸泡在出版这没出息的行业超过二十年的人，便生出了另一种“取得/拥有”的特殊方式，本质上接近某种特权（一种微不足道到“国税局”都不屑一顾的可笑特权），形式则介于赠与和盗窃之间，通常我们就直接称之为“拿”，“那本新书你拿到了没有？”“有空哪天到我们出版社来我拿给你。”……于是，便顺流而下还有另一种较天地不容的取得方式，那就是真真正正的偷了，纯技艺性的，其来历几乎和书册的历史等长，也因为盗窃的标的物是书，遂让它成为所有同类行为中最高贵最不好谴责入罪的一种，这就是书的动人力量。

其实，原来“书”的意思是书写，动词的，从甲骨文的原形看是一手执毛笔正待蘸墨汁的生动模样，也正是我们前述“思索、书写、编辑、印制，到装订完成”此一制造过程的浓缩描绘；其产出物才是“册”，甲骨文清楚显示它就是竹简，纸张发明出来之前中国人的独特记录记忆形式，曾经有诸多了不起的人都靠此物来学习、取得知识并再加工增值传递给他人。比方说庄子讲北方大海里的大鱼鲲和大海上的大鸟鹏之间的变身神话；讲智慧永不具备特定形状的流体本质和时时被容器暂时决定其外表样式的分类洞见；讲至今仍让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惊异并津津传颂的“庄周/蝴蝶”美丽寓言，便都曾经装载在这些素朴简易的熏干竹片之上绑好成“册”，一路辗转穿透时间和空间到二十世纪的阿根廷和意大利。因此，竹子曾经是上千年时间里中国最聪明的植物，是智慧的守护神，严重参与过最重要的智慧铸造和传布大事，尽管现在它又静静复归成最原初那种修长、细弱、清凉、碧翠如烟的漂亮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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