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列维·斯特劳斯终究还是过世了，活了整整一百年还出头（一九〇八年生），令人不敢置信的居然抵达了另一个千禧年才死去。一个人类学者活这么久好吗？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好像跟他的工作有点不兼容。

我们知道，人为的时间分割会制造出某种魔幻效果，某种时间神话的海市蜃楼，往往会不自觉改变我们人的情感状态甚至思维，即便在理智上你完全知道这是不实的，是某种唯名论的谬误——我说的是，当你死在一个新千年的最开端，你不会也不被期待留给世人像卡尔维诺那样一本薄薄的、但每一个字都雨点般晶莹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不发生在世纪之末，也就缺乏了那样的时间霞光以及跟着而来的全部触景情伤；我们可能会代之以另一种诸如此类的不同图像，尤其当他是列维·斯特劳斯时，一个二十世纪最了不起（该不该加“之一”呢？）也最华丽（这不必加“之一”了）的人类学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才跋涉到他陌生的但已完全不再属于他的二十一世纪、一个远得要命所有一切才待从头开始的新千年，反省时刻已告一段落，人们睡眼惺忪的重新投身于工作，但他这个人的时间已完全用完了，死亡亲切的就亦步亦趋紧跟在身旁。一个如此聪明、知晓这么多人类奥秘（很快会转成为秘密）的人，却只能袖手旁观了，这不免让人感觉荒谬，也有点不知所措，仿佛正正好把人类学的基本焦虑给倒置过来。一直以来，人类学者（或许也是为着争取补助快点下来）总把自己的工作描述得迫不及待，描述成时不我予，每延迟出发一年，就又有哪几个部落会不见了，有哪几种仪式被遗忘，有哪几种语言已死亡云云；他们用拾荒的方式和节奏进行工作（列维·斯特劳斯说过：“我们是史学领域的拾荒者，从垃圾箱里筛选出我们的财富。”），但怀抱的却是急救医生也似的心急如焚（“面对可用的时间和浪费掉的时间之间的不相称关系，我无法不觉得心如火燎。”），这个荒谬的时间差的最具体产物之一就是马林诺斯基死后才被公开的那本另类人类学名著《严格意义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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