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杨绛在她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记叙——“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物质生活的困顿，没有影响到他们乐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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