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拔白旗”后、“大跃进”的十月下旬，文学所决定分批派员下乡去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地点在北京郊区。

杨绛被分在第一批。一家三口，女儿已下厂炼钢。钱钟书下乡比她迟一个月，她不能亲自为他置备行装，自感放心不下。杨绛还有点顾虑，怕自己体弱年老，不能适应下乡以后的集体生活。当然杨绛要求下乡是自愿（根据当时规定四十五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免于下乡），只是她觉得自己的动机不纯正。她说过：“我第一很好奇，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第二，还是好奇。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我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杨绛那一批约二十人，一到山村，就遇见了所谓“蒙娜丽莎”和“堂吉诃德”。原来，同去的一位老先生遥指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他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一个三角窝棚旁边，有位高高瘦瘦的老者，撑着一支长竹竿，翘着一撮胡子、正仰头望天。另一个老先生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他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杨绛他们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下乡得过几重关。姑且称为“过五关，斩六将”。

第一关就是“劳动关”。

公社的负责人也真是煞费苦心，为杨绛几个“老弱无能”的人安排了不累、不脏又容易的活儿：让他们砸玉米棒。杨绛数人各拿一条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而坐，举棒拍打，把玉米粒打得全脱落下来，然而扫成一堆，用席子盖上。干活时，还可以与乡村里的老大娘谈笑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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