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夏天，外文所的“牛鬼蛇神”陆续得到“解放”。被解放的从“牛棚”出来叫“下楼”。杨绛是所里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

当然，从“牛棚”“下楼”，还得作一番检讨。杨绛“认真”作完检讨，满以为革命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她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

杨绛呆了半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有人把她的笔记本打开，放在她眼前，叫她自己看。

杨绛看了半天，才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之讹，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她脑子里一点影子都没有。在她的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这可能是杨绛开会时，由于连日疲劳战术，眼目惺忪，一不小心走神将“大跃进”写成了“大妖精”。对此，严肃的革命群众是不能容忍的。

这时，杨绛即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她下意识蔑视作报告的首长。假如他们“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她蔑视的是“大跃进”，也许就把她吓倒了。可是作报告的首长正是杨绛敬佩而爱戴的，从她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杨绛的“下意识”，她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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