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主要讲英语和具有英国风俗的国家的大量机会，妨碍了英国第二重要殖民地澳大利亚的发展。由于绝大部分的内陆地区尚未开发，那里人口增长缓慢，沿海仅有三个广泛散布的殖民地，即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和西澳大利亚。主要掣肘在于距离遥远——离英国1.2万英里——和罪犯流放地的污名。根据1828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新南威尔士大约有3.6万人，其中大约2.4万人是罪犯或曾经是罪犯，4673人是自由移民，其余部分是各个阶级的子女。塔斯马尼亚的情况也大同小异。考虑到这些不利条件——距离、成本和罪犯占多数——澳大利亚要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随后二十年不可思议的进步完全归功于自由党人和殖民地的改革者群体，他们正在迅速地为未来的帝国奠定基础。

韦克菲尔德提出了他的协助移民理论，即资金的筹集，部分通过土地出售（取代土地赠送），部分由政府直接补助。他还有一个关于早期民主自治制度的理论未被采用，但是几年内有1.6万名殖民者迁往新的殖民地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它们的新建是为了免受罪犯流放地的污名。每年移民数量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自由殖民者开始超过罪犯的人数。国内的改革者也认识到，如果澳大利亚要发展到与它的面积和资源相适的伟大，刑罚制度必须完全废除。没有别的比这些年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事件，更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描述的在英国不同思潮对帝国成长的影响。到1840年，改革者成功地在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停止运送囚犯到新南威尔士，十年后，在26.5万人中囚犯比例下降到不足1%。1853年这项旧制度在塔斯马尼亚也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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