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秩序在本杰明·迪斯雷利这里找到了自身的捍卫者，在三十多年中他是保守党的领袖，尽管他最早是个激进分子，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曾为《1867年改革法案》的通过出过力。他是一个西班牙犹太人家庭的后裔，这家人从西班牙逃到威尼斯，1748移居英国。他似乎最不可能成为领导一个土地贵族政党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人物比这个希伯来人更不像英国人，因为英国人看重血统，而他几乎没有一样来源于英国的土壤：异国的容貌，奇异的穿着，一头卷发，浪漫的想象力和东方人的气质。

作为保守党人的领袖和自由党人（这个词在其现代意义第一次被使用是在1868年）的对立面，他必定对改革持否定态度，而把增强君主制和帝国作为奋斗的事业。这两者都对他的东方人性格有吸引力。然而，1870年后王权的实际权力在不断下降，而其符号价值增加。迪斯雷利心智的最大特质之一就是具有讽刺意味，而他一生中的一个讽刺就是帮助通过《改革法案》而削弱了王权的政治影响力。不过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的想象力和行为，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几乎被神化，帝国主义变得嚣张起来。

1868年，迪斯雷利与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之间长期的政治角逐拉开了序幕。德比勋爵辞去首相一职，迪斯雷利继任，同时，罗素勋爵退休，把自由党领导人的位置让给了格莱斯顿。没有比这两人之间的对立更引人注目，他们将长期主导英国政局。两人都有巨大的勇气，也能做出最大胆的政治行动，但是，如果说迪斯雷利是一个最狡猾的精算师，那么格莱斯顿一旦根据目标下定决心，就会像公牛一样疯狂地奔向它。两人之间的差别可以从长相中看得出来：格莱斯顿大头，方下巴；迪斯雷利长脸，瘦削，鹰钩鼻。迪斯雷利为帝国成就了许多辉煌，但人们能够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冒险家的气质。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也是合理的，但就格莱斯顿而言，虽然他身上存在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我们却能感觉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品格的统一。约翰·莫利（JohnMorley）这样写到，他“不仅是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是一股道德力量”。在他一生中，他更像是从道德和宗教的立场看待事物，而不是透过政治眼镜。这样一个在财政和演讲领域有着完美能力的人，在长期的维多利亚统治时期担任首相的时间总计超过任何人，使那个时代在历史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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