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这个过程仍在继续，随着六个澳大利亚殖民地最终联合成为澳大利亚联邦，一个新的自治领应运而生。这个计划很早就提出过，但就像早期北美殖民地一样，在遥远大陆的那些殖民地互相嫉妒，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分隔遥远。通讯的改善、对各殖民地不能单独解决的大陆层面问题的认识加深，以及日本崛起为世界大国对“白澳”（White Australia）梦日益增加的威胁，这一切导致那些更有远见的政治家二十年来所倡导却不能实现的理想，终于成为事实。

帝国成长的灵活性体现在两个法令的差别上：一个是已经提到的1867年通过的关于加拿大各省联合的《英属北美法案》，另一个是女王1900年签署、1901年1月1日生效的关于澳大利亚“各州”联合的《宪法法案》。“省”与“州”的命名差异超过了字面意义。我们已经描述过加拿大宪法。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加接近美国宪法，严格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让相互嫉妒的各州保留那些没有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

虽然澳大利亚的宪法修正比起在美国模式中要更容易，但英国式责任政府的基本理念，即行政部门对立法机关的多数控制直接负责的制度被保留下来。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缺乏这样一个体系仍然是个严重的缺陷，就像我们美国人在很多关键时刻发现的，而在一个由半独立国家组成的复合体，如英帝国现在的状态，它的重要性就更大。每个属国，不管它们可能在其他宪制上与英国或各自之间有多大差异，它们在立宪过程中都应该保持这个基本的英国特色，这一点在过去和将来都非常重要。每个国家的行政部门都拥有话语权，明白它在替本国立法机关的多数人说话，有利于彼此间的任何事务，不管是聚集在伦敦参加帝国会议还是在危机时刻通过电报咨询商讨，这一事实再明显不过。在美国，由于行政部门不得不应付国会中多数派的反对意见，不时会陷入政治僵局，或者在大选和总统就职典礼这段期间，如果发生政党轮替，会导致政府瘫痪。在经历这些之后，美国人也许比英国人更欣赏这项英国发明的优势。没什么比世界各地的种族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坚持这一基本理念的一致性，更清晰地表明了英国人的政治卓识，尽管他们素来“事从权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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