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辜讲
孔子说:“我传承古老的真理,而没有衍生出任何新的理论。我洞悉古老的东西,并热衷研究古代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敢于自比前辈彭老先生。”
辜解
孔子通过《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总而言之,孔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宣扬周礼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野心或者名声的期盼,而是他真的喜爱周礼,渴望将它发扬光大。
孔子活动的时代封地建国的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是所谓的扩张时期。当时,那些封建的、半家族性质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都需要重新设计和解构,因此在带来外界局势的混乱外,还引起人们心灵的错乱。我曾经说过,在过去的2500年里,中国人不存在心灵和理性的冲突,但是我必须强调,在孔子活动的扩张时期,和今天的欧洲一样,中国人的心灵和理性之间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早就从尊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庞大而又复杂的社会和文明体系,而且每个人都处于这个体系的构成——制度、规则、教条、习俗和法律中。然而,这个体系并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且这个体系已经不符合实际了,但是生活必须继续下去;这个体系而且是习俗的,而不是理性的。
如同现代欧洲的精神觉醒一样,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对理性的觉醒一样,包括自由主义、探索冒险、追求真理和根源的精神。中国的这种理性追求,源于人们看到了社会和文明的旧秩序必须和自己的生活保持一致,所以应该重新构建一种社会和文明的新秩序,前提是寻找到新秩序的基础。然而,在当时的中国,所有寻找这个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的基础的做法都失败了:有一些满足了头脑的需求,却忽视了心灵;另外一些重视心灵的需要,但是不够理性。像上文说的那样,2500年前中国人的理性和心灵的冲突,和在欧洲发生的一模一样。人们都在尝试重新构建这种新的社会和文明秩序,来解决理性和灵魂的冲突问题,然而当很多尝试都失败后,人们开始产生失望,以致最终转为对文明的绝望和恼怒,最后一些人甚至想要摧毁所有的文明。以老子为代表——他的地位好比于欧洲的托尔斯泰,从心灵和理性的冲突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让他认为,社会和文明在真正的本质和结构上存在着无法更正的错误。老子和他最杰出的门徒庄子,劝说中国人放弃所有的文明和智慧。老子这样引诱中国人:“放下一切,随我前行;去往群山,小屋隐居;那里是有真正的生活,灵魂在生活,永远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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