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刘晏的告诫，也是对他的暗中许诺。

是不是刘晏在把自己目为接班人？

而今我唐精通财计转输的人才并不少，光谈韩滉和刘晏两大派别，就各自有许多人物，如包佶、杜佑、崔造、韩洄，也包括这里的王绍等，可他们虽则政治立场有所差异，可或多或少都算是刘晏培养出来的。

当然我也是。

将来晏相身退，或者百年之后，那时正是年富力强的我，会不会成为继承他遗产和事业的一面旗帜？

同时又能不能在我手中，实现政事堂的宰相和漕运的使相的合二为一，将政权和利权，还有军权叠在一起，锻造柄真正的太阿之剑？

高岳不由得又想到：

唐朝的都城长安，连带整个京畿地带，现在都处于种尴尬局面——河陇丧失，西域阻隔后，关中自丝绸之路获取的财富一落千丈，而河南道又因安史之乱的浩劫，经济彻底崩溃，迄今也没能恢复三成；军国之用，基本取自江淮、东南，可那里的米粮布帛出产从来不是问题，关键就是如何运到长安去，继续供养这座花般的上都，从而维系帝国全局政经的运转，所以刘晏才说——我唐的问题，其实就是漕运问题。

哪怕将来在河陇发起对西蕃的反攻，那也得先把财富汇聚到长安城的度支司里，才有可能。

换言之，谁掌握了漕运利权，谁都握有这个帝国的权力，才能真的做一些功业。

有利权就有钱，有了钱就有军队，有了军队就有政权，有了政权才能更好地抓住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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