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高岳说到：“本朝自推行杨炎的两税法以来，特别注意‘元额’这个字眼，你们应该都懂，所谓的‘元额’便是设定好的税钱总额，各道各州各县，只要按照分摊到自己的元额，将税钱和斛斗米收足便可以了。另外，两税的元额坦白说绝对不算高，拿我江淮来说，每户人家先前均摊的税钱是一年八贯钱，现在增配了元额，涨到了十贯五百文，而斛斗米呢？平均下来每亩是稻米五升，若是粟米便是八九升；最后便是加征的户部青苗钱，每亩均摊约十八文钱。且诏书明确规定，州县每年所征税钱斛斗，一切依元额为准，不得随年简责。单纯的这样看，是不是只要一户百姓，能耕作三十亩地，生活便能非常殷实，饱饭之余，还能有钱买服食茶酒，能养得起妻子老人，但事实是这样吗？”

说到这里，韩愈和柳宗元都沉默下来。

实际情况是，朝廷每年两税元额并没有变化，可百姓的生活却并无改善，且有的州县，逃亡和摊逃的风气愈演愈烈，这情况是韩愈和柳宗元所共知的。

高岳想对他俩说，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也就是每次当封建朝廷统一了税法，百姓在最初段时间得以减轻点负担后，很快就会陷入“官府无加敛之名，百姓却有加敛之实”的怪圈——不过高岳是不会说的，因为他俩根本不认得黄宗羲。

后世，此定律名曰“高逸崧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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