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江复读那一年特别用功。那所学校旁边有个沙滩，听一起复读的人说这个沙滩特别漂亮，但是罗江一次也没有去过。1990年，以“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罗江的分数达上了国家重点分数线，但救了不少人性命的父亲并没有多少经验来帮助女儿上一所好大学，结果只上了省内一家师范学校新闻系，其后成绩优秀的她在本校读研，留校呆了一年后她终于决定南下到深城。

在学校呆的这八年，让罗江受够了所谓的学术研究。同事们研究的对象无非有两大块：一块是领导人说了什么，他们的话结合当下实际有哪些指导意义；另一块就是拿着西方传播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著名哲学家的理论，拿来套在国内的社会实践上。

当年罗江坐在台下听老师用西方理论来套中国现实，这两张皮如何能融合到一起，没有几个人讲得明，也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大家本来追求的就不是讲的明白听得懂的问题，大家追求的是文凭和学位。

有一个当年的老师后来的同事最喜欢拿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说事，开口哈贝@马斯，闭口马克斯@韦伯。但罗江在图书馆啃完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看完了萨特@韦伯的书之后再来和当年的老师探讨，却发现老师连这些大家们的中文版著作都没有看过，不知道这位仁兄天天讲韦伯说了这，说了那，韦伯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发现自己的理论如此应用广泛，应该非常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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