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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7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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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48年左右,西伯侯姬昌崩,临终之前特意嘱咐姬发反殷筹备事宜。武王姬发不辱父命,南下北上串联反商联盟,通过安插在殷商内部的谍使如胶鬲传回来的讯息不断调整着东征时间和集结进度。如《左传》昭公四年曰:「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史料表明,帝辛大军征伐东夷耗资巨盛,俘获的大批俘虏来不及消化,反商联盟举旗的时间等的就是帝辛自顾不暇的这个节骨眼。在文王姬昌的丧制期间,姬发便陆续派出使者往各路诸侯告知共举义旗时间地点,最终将聚集地点定在河南洛阳孟津,史称“孟津之誓”,也称“孟津之会”,选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与中东部和东南部的部落和小国汇合。

但武王伐纣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史记·周本纪》载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这个记述倒还平淡无奇,但《古本竹书》又载曰:“(帝纣)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在姬发出征之前,有个小插曲对西伯侯姬昌崩逝的时间或有参考,《史记·伯夷列传》载:“及至,西伯卒,武王正兴兵伐纣,二人(即伯夷和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武王手下欲去,太公止,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饿将死,作歌。”这就是孤竹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故事的由来,此处有两个重点,也算得武王姬发二罪:

一罪: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在上古时期,丧葬制度是极其严格的,根据社会阶层属性不同,丧制的规制、流程和时间长短不一,参照《礼记》中《檀弓》上下、《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等的记载,可看出对丧葬的处理在上古时期是极为隆重和需要慎重对待的。丧葬期间是绝对不允许动干戈的,但周武王在服丧期间大兴干戈,这才有了孤竹叩马而谏,认为周武王有不孝之罪;

二罪: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一点没有疑问,周氏确实是殷商之臣,犯上作乱,称不上“仁”。若想想当初商汤不也是“有夏氏”的附属部落(算得臣)以下犯上吗?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算不上罪,但在上古时期还是有道义上的掣肘。不过,周氏是去找殷商复仇的,商王前困死其祖季历,后又囚其父姬昌,二者已经结下生死仇怨,武王但凡有复仇的底气和契机,又岂能错过。

由此可见,武王姬发在出征的时间段很可能是在给文王姬昌守丧期间,这个时间段一般是三年(舜辟三年,禹辟三年…),也就是说姬昌的崩逝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046~1048年之间。关于这点还有一些资料可以印证,在武王出征前,伐纣总负责人吕尚(姜子牙)是卜了一卦又一卦,如《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太公卜卦要么是为未知前途占卜,要么就是为了给文王丧葬期间找到合适的出兵理由。但前有孤竹叩马,后有龟兆不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意味着此次出师可能不利,所以“群公尽惧”。关键人物还是太公:唯太公彊之劝武王,一个“唯”字看出了当时出师时反对意见甚多,一个“彊”字看出了姜子牙的坚持,武王当然也不是善茬,也有可能机会难得,最后力排众议“遂行”。

很多人都疑惑,武王伐纣不是盟了八百诸侯吗?为什么《尚书·牧誓》中只记载了八个国家(或部落),奇怪乎?是因为这八个国家实力最强,非也!而是因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这八个国家(部落)是一开始就随武王从西岐出发,一路过关斩将,从西打到东。“九国联军”在到达孟津的时候,甚至还有许多部落(诸侯)在观望,迟迟不动身抑或姗姗来迟,可见《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一句“后至者斩”就可以看出当时与中东部诸部落盟誓的情形可能不太乐观。“八百诸侯”架不住曾经的盟誓,倒也派了些人来,最后好多小国(部落)好多都只派了几十人意思意思,超过百人的都不多,“孟津之会”可以想象是个什么状态!

“孟津之会”远不是原来以为的“八百诸侯”积极响应的热情,群情激愤去讨伐殷商。这一点其实还有许多其他资料可以作证,此处就不一一例举了。

日期:2020-02-21 22:15:34

此处关于文王崩逝的时间和武王伐纣的时间做一下说明,

《史记周本纪》记载:"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前前后后算下来,文王崩逝到武王跟帝纣决战于牧野前后经历了约有11年的时间。

《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新唐书·历志》

案:此唐代一行《历议》所引,‘庚寅’二字为一行推算所得,非《纪年》原文。唐兰先生云:‘唐代一行根据《尚书·武成》的月日,用他的“大衍历”来推算,认为伐纣应该是庚寅。’

《尚书·泰誓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另外有关武王伐纣的相关记载是利簋铭文的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以上所有的史料中唯有一个时间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利簋铭文中的“甲子朝”,周以后所有的天文学家,历史学家都是以这个时间作为推算的基点来测算的武王伐纣的时间,最后夏商周工程推定为公元前1046年,这也是本文才行的时间。其实不论是《纪年》还是《史记》对公元前841年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都是大概的年月和事件。束晳、臣瓒版的《纪年》的时间其实也不太能采信。现在我们看到的《史记》是经过无数次的修正和辑正过的(包括时间)。

此处做的说明是我对文王崩逝时间的推算是基于在上古时期祭制,礼制的基本就是国制国体,是所有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祭制和礼制后来有个耳熟能详的的名字叫“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有伯夷叩马而谏和“孤竹饿死首阳山”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我也不能推算文王的崩逝之年为公元前1046~前1048年。这样的分析和考校仅供朋友们参鉴。

日期:2020-02-21 22:30:11

情况之二,假如《史记 伯夷列传》记载:“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这一段为太史公司马迁的杜撰,那我的推算的文王崩逝时间则不成立,可采信公元前1046年加11年,既公元前1056年(有1年是叠加)为文王崩逝时间。这10年的时间差对古蜀史的演化并不能起到多大实质性的影响,以上所言所究供朋友们和老师们参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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