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边，开封朝廷，却在进行着相权与君权的博弈。

在乾德元年（963），赵匡胤与赵普相谋，开始进行收权与中央的政治改革，效果不错。

军队上，赵匡胤听赵普之谋，广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

并实行“更戍法”（地方部队定期调动，将领定期轮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结党营私），中央由此收回了兵权。

之后，在财权上，又设转运使，将地方钱粮输送中央，当然，由于掌控力的原因，宋国的转运使并没有证税权。

赵匡胤也理解不了为啥要把征税权剥离地方。

他操着大嗓门，穿戴着黑袍，不屑一顾地言语道：“地方治民收税，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再另行他设一部，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对着赵普，他又低声道：“这般一来，岂不是又增添许多衙门官吏，朝廷开支大增！”

地方上，乾德元年，赵匡胤用赵普谋，他又广设通判，以文人任知州，通判为皇帝督察知州之耳目，罢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和渐削数十异姓王之权，安排他职，另以文臣取代武职，于是武臣方镇失去弄权的基础。

这般一番操作，中央粗控地方，府库充盈了一些，赵匡胤也不再是黄袍加身那般拘束，皇帝也当的得心应手了。

这般权势大增，对于那些前朝时留下的三位宰相，他越发的看不过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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