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外行人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对朝廷的影响，比一个贪官还要严重。

任何人都能看出官员专业化的好处，但是以前为什么没有人做？一个是成本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百官学的都只有儒学。

学的都是一样的知识，然后当官就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照章办事，所以根本不在乎这个官员懂不懂。

因为真正的事情都不是官员在做，而是小吏在做。

大明的官员没有专业化，但是小吏都是父子相传，专业的不能再专业了。

朱瞻基想要官员专业化，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而教育是百年大计，即便从现在开始，二十年内能普及，推广开这项政策，难度也很大。

所以这一批官员都看的很清楚，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他们

恐怕都已经告老还乡了。

这也是没有官员直接反对的主要原因，要是直接触及他们的权益和利益，哪怕朱瞻基是监国太孙，也会又无数的官员来反对这项政策。

就在朱瞻基的《少年中国说》在大明掀起一阵沸腾的时候，全国数十万学子都被这篇文章激发的豪情百丈。

然后，整个大明很快就被各地的揭榜给吸引了注意力。

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因为国泰民安，学子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有余。

洪武元年，全国参加会试的学子只有两千人，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被授官。

到了永乐二年，参加会试的学子就超过了一万人，而且因为靖难之役的耽搁，那一年的会试人数达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八人，差六十二人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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