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三年七月，武宗又开“应州御虏功升赏”，大肆封赏荫内臣武将子弟，“督饷侍郎郑琮仁、侯观，廵抚都御史胡瓒、刘达各荫子”锦衣卫百户。此次推恩加荫被《明武宗实录》编纂者认为是“军功之滥未有甚于此者”。

然而同月内，武宗又自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剿除虏寇”的名义，功赏随军太监谷大用等内臣、兵部尚书王琼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荫其子弟为锦衣卫千、百户，另以“运筹定议，协力成功”为名敕内阁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各荫子侄一人锦衣卫世袭正千户”。

总之，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随内臣、近婞冒滥军功以荫子武职，诚为不稽。

此后，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为拉拢朝臣，以拥迎驾戴功再开大规模冒滥荫子，其中阁臣荫子之命令尤为不稽，受荫大臣纷纷请辞。

然而，这个势头已经止不住了，尤其嘉靖中后期开始，大明边事迭起，使得朝廷较为常态化地加荫文臣子弟以武职。

内阁大臣、兵部僚员、地方督抚、殉节绅宦等以各类勋劳得荫，在原历史上，这种趋势长期持续直至明朝灭亡。嘉靖中后期以降，内阁重臣如夏言“暴贵自拟世袭锦衣”，翟銮“以故相行九边”荫锦衣，其余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等一批阁老、重臣，皆以推恩军功勋劳，得荫子锦衣。

更关键的是，皇帝们对于这些大臣的后代，并没有什么不信任，甚至还格外信任，比方说现在的刘守有，将来的王之祯、吴孟明(吴兑之孙)，这些锦衣卫都督，很多都是文臣荫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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