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知道他说的虽然是实情，但苏州的粮赋之所以格外高，其中还有张士诚这个朱元璋初期头号大敌就是以苏州为大本营的缘故，所以朱元璋特别对苏州征收重税。

当然后来事实证明，朱元璋的总体赋税都定得太低，以至于苏州明明交了全国最高的粮赋，苏州人也可以满脸不屑的说：这点破税老子不在乎。

但钱塘江片区的粮赋这么看来的确是过低了一些，而且即便把吴逊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考虑进去，高务实仍然觉得不对劲——如果认为苏杭经济水平大致相同的话，难道杭州的商税应该高达粮税的九倍吗？这也未免太夸张了。

即便打个对折，认为大明开国时期杭州的经济实力只有苏州一半水平，那本该缴纳的商税也应该达到粮税的四五倍，这似乎也还是有些过了。

吴逊看出了高务实的疑惑，此时更加自信，侃侃而谈道：“世叔，杭州也好，宁波也罢……尤其是宁波，此处自古便是通商海港，出海行商者遍地都是，国朝先是不认商籍，后又开始禁海，这些人难道都能很快转行回到陆上种田？显然不能。

因此，他们只是从台上转到台下，海商化为海盗罢了，后来所谓倭寇乱我海疆百余年，实则真倭能有几个？大多都是沿海之‘海商世家’罢了。”

这个倒不必多说，早有公论的事，高务实毫不惊讶，他注意的一点是，吴逊特意把“海商世家”加重了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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