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弃实清谈的学风即便出现在一朝盛世，也会导致严重后果，更何况其泛滥于各种危机导致“并发症”的明末，那就更糟糕了，不仅不能拯救危机，反而使危机愈发严重。

而实学派则与之争锋相对。其实高拱青少年时代曾研习过阳明心学，但他步入仕途后，目睹士风空浮，政治腐败，便逐渐认识到了心学之非。

因而他多次提出要破除“虚套”、“旧套”、“常套”、“故套”、“旧习”、“虚文”、“拘挛之说”，特别是对政治中的“八弊”陋习更是深恶痛绝，立志要彻底革除之。

在高务实的暗中保驾护航之下，高拱得以顺利进行改革，提出“修内攘外，足食足兵”的改革纲领，“挽刷颓风，修举务实之政”[注：出自高拱《政府书答·答同年陈豫野书》]的改革目标。

他还明确提出一切唯实的施政方针，强调遵“实理”，做“实事”，行“实政”，反对一切表面文章和虚浮之风。

不同于心学后进们在施政理政方面只知泛泛其他，由高拱“组建”的实学派在人才观、军事观、法治观和理财观上，也始终贯串着鲜明的实学精神，如讲究“综核名实”，“务核名实”；倡导“以实为声”，反对“以声为实”；力求“法必贵当”，“罪必责实”；主张生财理财，“民受实惠”等等。

总之，心学派与实学派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心学尚“谈”，实学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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