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驱动力在这个时代显然百倍于所谓的“责任”、“荣誉”，高务实宁可让他们因为利益而互相监督，也不指望他们能认识到什么国家责任、民族大义。

生产建设兵团方面是由勋贵掌握的，而勋贵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五军都督府的任何任免当然也都由皇帝决定，所以皇帝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权力源泉。

皇帝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回报以忠诚，同时还回报以金钱——即提供给禁卫军的那些。

然而高务实当时作为“协理京营戎政”，当然不能把自己给忘了，所以戎政侍郎就是代表皇帝监督生产建设兵团的。

“监督”这个词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大明来说。

巡抚监督一地官员，渐渐成了一地封疆；东厂提督监督锦衣卫，渐渐成了锦衣卫的上司。

戎政侍郎监督生产建设兵团，当然也就实际上成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把手”。如此，再加上戎政侍郎对于禁卫军司令有代皇帝行使的各项大权，所以京营的两个部分实际上都掌握在戎政侍郎手里。

但戎政侍郎本身只是个文官，他的职务是皇帝任免的，而与其他圣旨一样，这种任免需要内阁、六科的附署，于是文官集团也掌握了重要权力。

为什么京营改制这么大的事，在文官集团内部遭到的反对声音很小？原因就在这里了——文官集团是受益方，通过这次改制，文官集团彻底凌驾在了武臣包括勋贵集团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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