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对比，美国丨警丨察救人只是一种“工作服务”，这个“服务”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满足。而中国丨警丨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

所以在后世，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动不动就被丨警丨察拔枪毙了，但中国丨警丨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因为涉嫌执法过度，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

这就是区别。(注：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应对疫情是“三尽四早”，而西方只能“群体免疫”，连作业都不会抄。不是会不会的问题，是他们做不到的问题。)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大政府”？

当然有其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早已形成，难以更改，只能顺应。

三千年前，周公姬旦撵走了神，结束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时期，但建立于宗教文化的二元权力架构并不能随之自动消失。

人，最恐惧的是不确定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下辈子会怎样？子孙会怎样？因此，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提供确定性。

不确定的存在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因而自身也不确定的政权或王权、皇权都无法提供确定性，只有稳定且确定的神权，才能担负起提供确定性的重任，而成为权上之权，从而与政权形成二元权力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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