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也不可能负全责，站在他的立场上来说，他既保护了李家父子本人，没有过河拆桥、兔死狗烹，又消除了李家军尾大不掉对朱明皇朝的统治威胁，近乎两全。

甚至于文官集团都不应该负全责，因为中国历史上军阀乱政之事出现了不是一次两次，甚至明末的时候也同样搞成了军阀乱政，不能说文官集团对于李家军的强大和李如松的跋扈很是警惕，就一定是错的。

只能说，当所有的错误都集中在了一块儿，这个错误就避免不了了。而与此同时，其造成的后果恰好又过于严重，那就无可挽回了。

当时的大明当然没想到，被压着打了两百多年的女真居然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倘若他们是高务实，想必也一定有办法避免这些情况出现。

但他们不是，所以只有高务实才能避免。

李如松现在是宣府总兵，调任辽帅要顺路回京一趟陛见皇帝。高务实已经决定，必须见他一面。

政治问题是天底下最复杂的问题，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人的身份，而且还和其他任何问题都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个性放在明初那会儿，其实并不显眼，因为在那个时期，以淮西军功集团为首的武将可以压着文官耀武扬威而不被质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将门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务实这样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处世态度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后果，了不起被人说一句刚愎自负，官场上愿意提携的他的人少一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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