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开府不仅是“仪同三司”的地位很重要，更要紧的是相府里有许多属僚——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而内阁阁臣就没这个待遇，一般他们在某殿或某阁办公，手下只有几个管理卷宗、抄抄写写的文书，相比宰相而言，那是寒酸到了极点。

更何况宰相开府还有一个更大的直接权力，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开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权，在某些朝代如秦、汉、魏晋等时期，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绝大多数官员。

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却是对宰相负责的。

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那么激烈、那么不可调和，其实原因就在于此。

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矛盾当然就产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复古”的传统。因此，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根本不可调和，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

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经权有变”罢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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