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

于是，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告脱”，提桶跑路去了。

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因此，在“皇权不下县”的大明朝来说，粮长问题依旧是广大农村存在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代表现象。

问题既然存在，高务实这个被看做是激进改革派的户部尚书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不过这件事爆发得过于突然，让高务实很难不怀疑其中有诈。

诈从何来，这需要反向推断，也是高务实一贯比较擅长的思路。比如粮长制，原先它导致很多粮长提桶跑路的一个大问题，是粮长往京师运粮的运输费需要粮长自己来出。

大明在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方粮长们原本只需要把运到南京，之后居然要运到北京，这当真是亏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条鞭法广泛施行以来，田赋税粮可以折算成金花银上缴，粮长们除掉当地衙门留存的部分之外，剩余需要上缴中枢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带银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华来“托运”，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现粮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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