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中“诲”字从言,与“言语”有关,“教”从反“文”,与“武力”有关。孔子“诲”的对象是“人”,“诲”的内容是“知(智)”;“教”的对象是“民”,“教”的内容是“戎”与“战”。
搞明白这些就会发现,原来对于“人”,孔子主张“诲人不倦”,对于“民”,孔子则主张“不可使知之”。可见《论语》中“诲人”和“教民”的结构泾渭分明,孔子对此二者绝不相混。
到了大明朝,由于文官集团已经牢牢掌控了社会话语权,并且用各种民本思想来限制和约束皇权,故而对于“民”的归属,他们也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
比如在说“教化万民”的时候,文人士大夫们是把自己排除在“民”以外的,认为自己高“民”一等,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
但如果牵涉到利益,尤其是与皇权冲突的利益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态度就变了,认为自己是“民”——我连爵位都没有,官职也不能世袭,显然不属于“贵族”,那我凭什么不是“民”呢?
因为我就是民,所以你皇帝不能与我争利。这也正是历史上东林党认为收他们商税就是“与民争利”的基本思想来源。
至于你要问,那为何田赋又能收呢?嗯,因为田赋是历朝历代一直都要交的,是有历史的惯性的,而且他东林党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赋,即便要交也交得极少,那当然没有问题。你要是跟东林党说以后官绅一体纳粮,你看东林党会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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