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方式经历了多次改革，永乐十三年到宣德五年实施的是“支运法”。停止海运后，粮食仅通过运河输送，然而运河的输送量是有限的，于是朝廷就要求各地将上缴的粮饷运到淮安储备起来，然后分批输往北京——你看，淮安为什么要求提高漕运比例，答案的主要部分就在这里。

宣德五年至成化七年实施“兑运法”，此时朝廷好像意识到了百姓长途输运的负担过大，于是推行由军队直接运送漕粮，但是需要百姓自行承担损耗，结果从实际上来说也并没有减轻负担。

成化七年开始直至现在朝廷都施行“改兑法”。此法来自于成化七年漕运总督滕昭的提议，即免除农民的运粮，由军队直接到各县运输，但需要征收额外费。

怎么说呢，这个办法的立意或许是好的，但和古今中外无数法案一样，歪嘴和尚总能把经念得没人可以听懂，完全偏离本意。

打个比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扬州府有一则记录，这一年一户百姓需要承担税粮1.73石，额外费1石，但百姓需要用1.2两银子抵消1石的额外费，然而实际上当时当地1石粮食仅值0.7两银子，这中间的差额就成了各级官吏的油水。

扬州为什么也要求申时行提高漕运比例，答案在此已经不言自明。

不过，申时行的麻烦不是本章此刻要说的重点，重点是王锡爵此刻的目标对象：漕工——也叫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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