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高务实用他的意思是希望他在贵州也大力推广土豆——毕竟贵州和福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多山少田，福建的农业经验在贵州也有一些是可以用上的。

当然，即便两地都是多山，但贵州的对外交通条件比良港无数的福建可就差远了，因此种茶叶的事可能要往后稍一稍，先以种土豆解决肚子问题为先。

朱翊钧对郭子章的印象不深，只记得高务实好像表扬过他“农商并举，布政福建贫瘠之地三年，年缴七十万于太仓”——那就够了，这成绩一看就是能臣啊。

于是朱翊钧立刻批准，并且要求郭子章收到圣旨即刻赴任。至于总揽播州平叛军务之人选，这个就一事不烦二主，再下一道圣旨明确交给宋良佐就行，算是把“潜规则”正式化了，由于高务实说了事毕即撤，朱翊钧连事官都没给，就让宋良佐加了个钦差。

至于粮饷问题，朱翊钧也再次重申，就按高务实之前提出的就地买粮来办，由明联储以纸钞在四川、湖广买粮提供各军。同时他还重申明联储纸钞可以用于纳税，以此确保这一“等价交换物”的价值。高务实随即领旨。

五月，郭子章到任，一边开始推广土豆种植，一边重整贵州军务，还接收了一批兵部临时下单采购、由安南河静生产、通过广西紧急送往贵州的军备，其中包括万历二式火枪一万支、京华三号炮两百门等九边精锐明军的制式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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