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星的这个问题点醒了我，从那次以后，阿星再请我吃饭我没有去，再后来连文社的约稿都敷衍了。

也许我刻意的疏远本会让阿星像一个绚丽而难以企及的梦永远高挂在我的回忆里，可是没想到我们再一次在一个意料不到的场合见面了。

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冷，学校为特困生准备了一批棉衣，通知下午到操场去领。

是的，特困生，这就是我和阿星的鸿沟。我家家境本来还算殷实，十六岁那年，父亲得了肾衰竭，靠每周两次的血透维持生命，生活从此破败下去。因为成绩好，性格坚毅的母亲不愿我在家乡读一所二流大学，坚持让我来这所重点大学念书。家里能给我的极为有限，我就用奖学金来支付学费，助学金来支付生活费，但是我既不是天才，在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每次都拿一等奖学金也非易事，所以不得不在学校还兼些勤工俭学的工作，比如承包了一间教室，每晚负责打扫，也因此我比别人都要晚归。

我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好强，再加上自己的敏感，因此心里是有些阴影的。比如食堂里的菜按照价格的贵贱分为三个窗口，标明“高档菜”、“中档菜”、“低档菜”，本来这无非是一个价格的标识而已，在我看来却无形中有一种阶层的划分，所以我每次都很晚才去吃饭，这时虽然饭菜早已冰凉，但是所有的菜都会被集中到同一个窗口，而显不出高中低档的差异来。试问一个总要吃冰冷的低档菜的穷丫头，有什么资格和一个戴羊绒围巾穿名牌羽绒服的千金小姐坐在同一个咖啡馆里对卡布吉诺和蓝山品头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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