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鲍三大的黄鱼车来了。

鲍三大斜倚在车座上面，脚架在黄鱼车车把上，剔牙，耳朵里插一个耳塞，怀里抱一只半导体收音机。也许是被电台的新闻所打动，鲍三大的表情一惊一乍的，嘴巴张得很大，一根牙签盲目地停留在他的口腔里，不知何去何从。

保润不知道鲍三大的来意，他出去上了一趟公共厕所，不过隔了十几分钟，从公共厕所走回家，看见鲍三大的黄鱼车已经横在家门外了。他拔下鲍三大嘴里的牙签扔在地上，剔牙还要到我家门口剔？你幽默啊，你把黄鱼车横在我家门口，我怎么回家？

鲍三大愤然地摘下耳塞，推车给保润让出一条路，他说，谁喜欢到你家门口来？我来等货的，有人让我来拉你爷爷的大床。

保润说，你幽默啊，谁让你来拉我爷爷的大床？

鲍三大又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牙签，朝身后一挥，古董店的邓老板。邓老板你认识吗？以前街角煤球店拖煤球的，现在是百万富翁，就是新闻里说的，先富起来的人！

他先富起来关我屁事？保润说，你幽默啊，他是百万富翁就能来拉我爷爷的大床了？

别问我，问你父母去！鲍三大朝屋里呶呶嘴，是他们把你爷爷的大床卖了，卖给邓老板，邓老板专门收老式红木大床，听说你爷爷的床卖了好多钱。

祖父的房间已经成为一堆新鲜的废墟，散发着热气。那张笨重的红木雕花大床倾颓在地，一堆木头的骨骸奇形怪状，有的堆在地上，有的倚在墙上，想着某些笨重的心事。阳光从临街的窗口灌进来，照亮了父亲，还有母亲。保润看见他们站在灰尘和垃圾中间，抬着一根床柱。父亲的脸汗涔涔的，额头和面颊上沾了几片黑灰，他的动作迟缓，表情带着一丝模糊的歉意，不知是向那张床致歉，还是向父辈留在床上的遗迹致歉。母亲穿着化工厂的蓝色工装，蓬乱的头发上落满了毛茸茸的尘卷。她的脸上永远驻留着一种怒意，现在，这怒意是针对祖父多年来藏匿的粮票，布票，糖票，还有很多一角两角的纸币，那些过时的券证被抹布抹干净了，皱巴巴的，以罪证的形状一一陈列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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