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顾问总团团长说：“越南有着和平土改的经验；又熟悉情况，你们反而去邀请中国？”凯山·丰威汉沉吟：“一条是中国式的土政，一条是越南式的土改。我们走哪条？”

段苏权明确宣布：“我们的建议只向老挝同志谈，一个建议至多讲两次。不同越方发生争执。”

段苏权陪同凯山·丰威汉，总书记晋见毛泽东主席后，回到桑怒，很快便进入了1966年。

这一年，段苏权拿出了很大精力设法废除老挝解放区的“贡滥”制度，实现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原望。

3月16日是老历年，寮中央设宴招待中国工作组的同志，段苏权早一天便派人把下乡搞农村调查的几位同志请回来。并听取了汇报。

那还是段苏权初到老挝不久。房门前被土匪埋了地雷的时候，他曾与凯山谈话：“周围农村的党组织没建立起来，政权也没来得及很好改造，战斗又哪么紧张”，凯出·丰威汉唉了一声，承认道：“上匪一直没停止对我们的骚扰。”

“单靠部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就那么多兵。”段苏权在谈重要问题时，并不提高声音，而是放缓说话节奏，甚至是一句一顿：“关健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项工作搞不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我已经明白。”凯山听得不少，也读过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待条件成熟后再占领城市，解放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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