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搭理我，都与我“划清界线”，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尽量少与人来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贺晓明！”

我看到军宣队的几个人在招呼，那位组长就是中南海一区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来来，”他看我发怔，继续招呼，“来，咱们谈谈。”

我随他们进屋，不知要谈什么？“你们机关来人，”他指指屋里坐的两名军人，“要接你去谈话。”

我望望那两名军人，心里咯噔一下。那是一惊一诧的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以发生，什么荒唐故事都可能成真。

车出北大校门，没朝城里开，直奔运河方向，我的心又怦怦起来：坏了，看来是要关押我了……

沉默一段路，坐司机旁的军人侧身回头，望住我说：“告你件事，你爸爸病重，我们现在接你去看看。”

脑子轰地一响，仿佛遭了雷击，又像从山崖摔下，轰然落地。半晌我才透过一口气。顿时明白了什么。“文革”的经验，像父亲这样“失踪”的领导干部，活着肯定不叫见面，叫见面一定是死了……

“爸爸！”我心里惨叫一声，泪水便如泉涌一般溢出眼眶，滔滔不绝。在那一瞬间，我鲜明地想起两年多前与父亲的分手。由于“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父亲临时住进新六所。一天吃完饭后，我向父亲告别：“爸，我回学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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