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祖母带我两位姑姑也从东北到了北平。父亲已先托人把我母亲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对朋友们说是要去照顾婆婆。父亲由哈尔滨回到北平后，决定尽可能地留在华北，用种种方式和东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员联系，以便掌握局势。那时候北平不太安全，没有什么保护，时常有日本奸细搜集数据，因此我们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则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亲有时还能从天津去探望他们。这期间，母亲开始扮演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来自家乡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学生。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年，在沈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抹灭。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齐”很惹眼，所以父亲就常常改姓。

我记得我们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时候，我在读天津“老西开小学”三年级。因为家里不敢让一个小女孩在大城市里跑路，就雇黄包车接送。我记得我坐黄包车离开学校的时候，有时会有调皮的同学在后面喊：“王八圆！王八圆！”我被喊得很生气，回去就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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