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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血泪流离——八年抗战 第8节 周南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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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才小学毕业,还得上学,而中山中学不收我,怕我动不动就发烧生病拖累他们。因此,父母把我一个人送到长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级。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历史的名较,在台湾还有校友会。

我记得班上的导师是黎世芬老师。我到台湾后近二十年,由台中搬回台北,常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当时是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我去拜望他,他看到我还记得我。我功课虽好,但老是生病,动不动就晕倒,发高烧,送医院……。由于学生一律住校,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学校,校方有照顾的责任。他用湖南话说:“你这个娃儿,真是麻烦唷!”

在那短短的一学期,我书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认真。日本人打进汉口时,我们学校参加长沙爱国大游行,全市像沸腾一般。我参加学校鼓乐队,老师问:“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敲大鼓。”

因为那时候抗日的感受很强烈,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现出来。但我体重只有三十几公斤,瘦得像只猴,根本背不动大鼓,黎老师成全我,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鼓,我在旁边敲。所以游行时,我是打大鼓领队的,这也反映出学校对由北方逃难来的学生的宽容与同情。

来台湾后,我还留着一本当年的小小纪念册,里面有老师和同学们写的一些祝福的话。在现实的剧变乏中,在育儿、烹堂二餐的空隙里,有时我仍会想起屡弱的十三岁和长沙游行时全市鼎沸的爱国心。以及自己在鼓声中的惶惑与愤怒。

我们到湘乡后两个月,哥哥收到张大飞曲入伍训练基地写到学校的信,——他们的年轻教官中有几位是黄埔八期到十二期的东北学生,知道中山中学到达湖南,落脚在湘乡永丰镇。

他信上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身体如何?(他不敢问,“她仍活着吧?”)请我们务必回信,他在信内写了哥哥和我两人的名字,或许是怕哥哥不一定回他的信。

信中,他也说明从军的理由:“我已经十九岁了,毕业时超过二十岁,到时不一定考得上公立大学。日本人把我们逼成这样,我也没有心情念书或等待一个没把握的末来。我家有三个哥哥和弟弟,我如今如愿考进了空军官较,可以真正报效国家,为我父亲复仇。”

他说入伍不久即考入空军官校,训练很苦,但每天吃得很饱,“我自离开家。除了在南京你们家之外,很少吃这么好的伙食。”体力好,入伍训练也受得住。他问我有没有看《圣经》?可以先从《新约》看起。哥哥在学校很忙,他命我立刻回信。

我到了长沙上周南女中时,给他回信说清楚家中和妈妈的身体情况,告诉他赠我的《圣经》放在腰袋里,逃警报都带着,只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让他打?

长沙在两次大火前夕,处境日益艰难,父母只好把我先接回湘乡,准备随时再往前逃。

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在永丰镇过的好日子。湖南有丰饶的物产、淳厚的民情和世代厚植的文风,湖南人因执着与自信常被人称为“湖南骡子”。那儿是个鱼米之乡,我今生走过很多地方,很少看到那样肥美的萝卜和白菜。在战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日子过得太平安宁,与世隔绝,真像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美好故乡。

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金禧纪念集》书中许多人也写到,湖南湘乡那近一年的学校生活虽仍在逃难申途,但山明水秀,丰衣足食,竟成为一段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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