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幼年离开小西山故乡后,经常活在病痛、转学和灾难之中。在南京虽曾有炉边幸福时日,但妹妹降生、父母欢颜,转眼都如暑花凋谢。我家随着流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入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日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日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流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流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流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广西、贵州学生和四川的本地生。
我父亲在重庆四德里祖屋恢复东北协会(负责训练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由政府资助,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后解散),但落脚不久,房子即被炸毁。父亲托人在沙坪坝镇外找到两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协会办公用,后来《时与潮》编辑部亦设于此。
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我们奔跑了半个中国的土地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
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黄土坝子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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