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那一年。大学功课几乎全无挑战，哲学概论和经济学需要听讲，但讲义简单又没有指定参考书，即使指定了也没有书，图书馆里专门的书由各系分配。武大老师似乎都有默契实行低分主义，考得再好也得不到九十分。大一国文和英文不比南开的程度高，进度又很慢。记得英文老师讲一课书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black bird，同学们就在背后如此称他。必修的体育简直就是笑话。我不记得有真正的操场。

这一年我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自己的处境与心境。一整年似乎都在飘浮状态，除了那上铺的床和床前两尺长的一片木桌，此外别无属于我的空间。宿舍二楼有一间自修室。窗大明亮，晚上灯光较足，大约有三十座位，但永远被高年级同学占满。宿舍屋内电灯极为昏暗，白天又无日光，反而是在九点熄灯之后，有功课要做的人点起各人自己的小油灯（最原始的那种有座半凹的瓷碗，倒一些桐油，放二、三茎灯志草用火柴点燃）。考试之前，奢侈一下，点小小的蜡烛。

冬天冷时，唯一的房门也不能开，空气污浊。八个人也都得那么过一周七天，只有盼望暑假回家吃饱一点，睡好一点。后来夸张地回忆说。那一年能活着回家是因为宿舍旁边有一个小屋子里詹师傅的家庭式糕饼，至今仍觉得是最好吃的面包;在宿舍里有老姚的花生米，五元一包。小小的纸筒封着一小把，解饥养身，香脆千古。当年女同学在半世纪后的回忆中，无人不提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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