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钟灵自古闻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苏东坡，乐山的郭沫若。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前一年日机大轰炸，乐山城区半毁。死伤很大，之后又流行一种“趴病”及伤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学生之地被称为“第八宿舍”）。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然而当时绝末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生，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畅谈，倾听的缘份和荣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书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请钱先生演讲。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晚餐，“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换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墙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二十年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这种划分方式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隔着台湾海峡所听到的一鳞半爪，私在海外读到的铁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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