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奇也从这些差事中看到了大宋朝社会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法律过于宽松，这种宽松，并非只说仁宗对于囚犯赦免之事。而是大宋朝所有的法律都极其宽松，并非法律条文宽松，而是执法的态度宽松。

这就导致所有人对于法律都缺乏一种敬畏之心。

法律明文规定，赌博就是重罪，但是却从未见到几个赌博之人真的获了重罪的。

法律明文规定，刺配之要犯，比如入牢城服役，做苦力，守边关。但是许多外地府衙之内，官员重用的心腹行走之人，竟然有许多面带刺字。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是重罪之人，反倒不坐牢不服役，主官若是看中了，私自带回给自己办差，这些罪犯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比原来还要活得好。

法律明文规定，除了有资质的酒店，任何人不得私自酿酒，但是这城中，却又到处买得到私酿之酒。私酿也就罢了，私盐本是国家重要收入之一，但是私盐之泛滥，不论是杭州这种江南中心，还是汴梁这种国首都，满大街都是叫卖的。

汴梁内城之下，有古代城池遗址，里面却还住着许多乞丐流民，这些乞丐流氓胆子之大，亘古未有，竟然敢大半夜跑出来，掠夺良家女子回去**。官府衙门，大多知晓，却从未见过大规模的清剿。

这大宋朝的律法，到处都透露出一种得过且过的感觉。

乃至这大宋朝，也处处都透露出一种得过且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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