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商人是经济生产活性增量的主要来源，甚至在当下是唯一的来源。商人创造越多的财富，其缴纳的税赋的量，是寻常百姓的数倍乃至数万倍，商人越多，商业越发达，国家经济的活性和税赋增量也就越大。

如梁国，国土很小，养兵却不比咸国少，究其原因，其商业的发达和传统政治遗产，使得梁国的财税的总量咸国的三四倍。

故而处置商人和处置百姓，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截然不同，造成的政治、舆论、经济影响也天壤之别。

老百姓的迁徙受到法律和现实处境的制约，流动性很差，但是商人哪个背后不是绑了大腿，尤其是大商人，不是这个关系，就是哪个门道，商人的迁徙本质而言是逐利和避险行为，哪里利润最高，哪里最安全，资金就会往哪里转移。

商人是社会产业结构的主要承担者，创造活性经济和商业税赋增长的主要来源，商人的流动性远比老百姓更大，贸然抄没商贾的财产，将直接打击商人对市场对政局的信心，说的更明白一些，就是金融恐慌。

试想一个国家政府动不动就抄没商业家的财产，其他商人会怎么样想，外国投资商会怎么想，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恶劣影响，远比强征抄没得到一些财产损失更大。

资本一旦对市场环境丧失信心，接踵而来的资金短缺，市场萧条，产业下滑，失业下岗等一系列影响，都是长期性影响。百里燕（既魏贤）两世为人，认知远比时人看的更远，不得不考虑由此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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