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云卿不但亏掉了一套花园洋房，而且还要为在市场上大量出现的日圆伪钞承担相应责任！

这又是日本人惯常使用的手法了。

一旦面对上级的质问拿不出应对方案，那么推出一个替罪羊显然是大家所乐意看到的！

季云卿就是那个倒霉的替罪羊。

日本人再清楚不过，季云卿被骗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然而问题是，这些假钞，真正是从他那里流通出去的吧？

你不来承担这个责任，谁来？

汉奸啊，汉奸啊！

当然，对于日本人和汉奸来说也不是一点好消息没有。

1939年4月，在和日本特使影佐祯昭经过数次密谈后，汪精卫正式决定回上海。

在汪精卫看来，上海远比自己去广东或者香港更加合适。

用汪精卫的说法是：“跟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运动的诚意。”

汪精卫苦心孤诣，力求把自己的活动同“卖国”两字截然分开，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自我解嘲而已。

当时影佐祯昭未加任何评论，只问道：“先生要离开河内，准备如何与越南当局接洽？”

汪精卫回答道：“总以不给予越南当局任何刺激为主，现正在研究接洽的方式。我想，越南当局对于我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虑，如一旦我要离开此地他往，他们断无不予赞同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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