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夫听得很认真，对卫士道：“移席，近三步之内！”

张良移席后，离黑夫更近了，他彬彬有礼，不视其面，继续侃侃而谈道：“二是士。”

“士关心的是何事？仕途、宗族而已。”

“韩士之所以叛秦，除了像张良这样的人思念韩国外，更主要的，是彼辈在秦政之下，几无上升渠道，一旦仕途被堵死，宗族也没了出路，自然愤愤不平。”

“摄政可下求贤诏，从颍川选取有治郡才能的贤士大夫子弟，使之协助治理县乡，此外，秦法不可原封不动推行于地方，而应稍加损益，否则就像秦始皇帝时一般，好的方面无法推行，恶的地方却被放大。”

秦在关东没有足够的官吏，推行严密合缝的一整套制度，于是这制度便变了味道，对贵族难以约束，只变成虐小民的苛政。

“故，也许秦在关中能实现法治，但在颍川，在关东，只能礼法参半，兼用黄老休养之术。”

黑夫对张良的建言，倒是十分认可。

两个意识形态的不同的国家结合，不管是暴力兼并，还是和平统一，都会在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上，产生剧烈冲突，秦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关东人却可能宁死不肯接受。

简单的书同文，一道政令，是无法改变人心的，需要多少代人的教化，才能消弭沟壑啊。

正是缘于这一点，黑夫过去也是从不同阶层入手，礼法皆用，因地制宜，鼓励商贾，将遥远的胶东，与秦，或者说，与他自己凝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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