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与哲学无关--不会因风景而有一种不同的
哲学。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
很不严格使用了语言学,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寄生性
是周期的,哲学渐渐缩小为了一种理论练习、
语言游戏,尽管它一直有着学究式的傲慢。
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是个白发斐然的老头,七十多岁,身材不高,总是昂着头,喜欢用牙咬着烟斗而不吸。这一习惯显然不是出于思想,而是出于某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无法想象老头吸烟斗有多少年了,看上去好像很年轻就如此。不妨说就咬烟斗这一习惯而言,老头不像个思想家,倒像个资深的早已洗手不干的侦探。
老头的眼睛已经老了,松懈了,有痕迹很重的眼袋,眼袋之上的目光依然锐利,有如晚年福尔摩斯毫无幽默感的咄咄逼人的目光。不过一头雪白的头发多少校正了老人福尔摩斯式的锋芒,不妨说它更代表了老头影响世人的思想。
尽管风度挺拔、凛然,老头短小的身材还是无法同马丁格的高大身材比,就遗传学而言,老头在一切方面都与马丁格毫无相像之处。马丁格身材伟岸,静穆,动作缓慢,加上绛红色的袈裟,本身就让人想到一座绛红色的庙宇。因此在儿子面前,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老头如果不是烟斗和与烟斗相称的白发,几乎就像个前来寺院的观光者。
除了身体、气质截然不同,或许还因为阔别了二十年,因为各自的时间完全不同,因为信仰与怀疑如此不相容,父子见面并不亲切,甚至没有拥抱,但又一见如故。两人不像父子会面,倒像两种不同事物的会面:马丁格施以西藏的礼节双手献上哈达,但老头只戴了一会儿,明显感觉不适,找机会摘了下来。不过为了表示对哈达的尊敬,老头认真将哈达叠好,放在了贵重的手提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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