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在耶稣会为无家可归者进行法律咨询，这时我的技巧与已经在这行干了多年的律师不相上下，十一点一刻，我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问索菲亚有没有莫迪凯的消息，她说没有。我们期待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会谈长一些，我一直希望他也许会打个电话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通常我睡得很少，尽管缺乏睡眠与身体上的不适毫不相干。为会谈一事我焦躁不安；我洗了一个很长的热水澡，又喝光了一瓶酒，可心情还是没有好转。我的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

我做咨询时，也不能收拢心神。当我的命运悬而未决时，我怎能对食品券、房屋补贴、少年犯的父亲等问题感兴趣呢？午餐准备好了，我离开了那里，我的存在远远不如吃饭问题那么重要。我买了两只素馅的面包圈和一瓶水，开车在环城公路上兜了一个小时。

我回到事务所，看见莫迪凯的车停在楼旁，他在办公室等我，我关上门。

会谈的地点在阿瑟-雅各布斯的私人会议室，在大楼的第八层，一个我从未涉足过的禁区，莫迪凯受到了贵宾般的礼遇，接待人员飞快地接过了他的外套，咖啡的味道调得正好，新鲜的松饼随意取。

他坐在桌子的一侧，对面坐着阿瑟、唐纳德-拉夫特、一名负责公司的过失保险索赔的律师和一名代表河橡公司的律师。蒂尔曼-甘特利也有律师，但没受到邀请。即使达成了协议，也没人指望甘特利出一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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