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的一天，天气晴朗，临近傍晚，嘉妮丝·劳斯说出了她的观点。

“那么说，这个无可责难的罪案证人，这个为了不伤害一位女士的名节而三缄其口的人，”嘉妮丝说，“实际上就是犯下罪行的人了？这岂不是很新鲜？”

“内德·阿特伍德就是那么以为的，”德莫特说，“他借用了1840年伦敦的威廉·卢瑟尔爵士的案子，但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目的，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是给自己提供一个莫里斯爵士谋杀案不在场的证明。伊娃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也是他的证人：更叫人称服的是，她还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证人，你们明白了吗？”

伊娃哆嗦了一下。

“这是他原来的计划，我会跟你们解释的。内德不可能知道托比·劳斯会在中间突然闯进来，还戴着一双褐色手套：这么一来，既给他提供了一个证人，又给他提供一个诬陷对象。阿特伍德看到这个，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并且认为这好得难以置信。另一方面，他也不可能预见到，他会从楼上摔下去，摔成脑震荡：这事最终发生了，并由此毁了他的整个计划。于是，成功与失败的机会就均等了。”

“得了，”伊娃忽然说，“请告诉我们一切吧。所有的一切。”

一种轻微的紧张感笼罩着他们。午茶过后，伊娃、德莫特、嘉妮丝，还有本舅舅正坐在伊娃别墅的后花园高墙的遮荫与栗树的树荫下。桌子搬出来放在了一棵树下，树叶微微有些发黄。（秋天要来了，德莫特·金洛斯心想，明天我也要回伦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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