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佩姬极少见到凯特和霍尼。她们或者在医院小餐厅里匆匆忙忙吃顿早饭，或者在医院走廊里偶然打个照面。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在公寓里互相留言的办法。

“晚饭在冰箱里。”

“微波炉坏了。”

“抱歉，我没时间打扫。”

“我们三人周六晚外出吃饭如何？”

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漫长工作时间持续成为一种惩罚，考验着所有见习住院医生们的忍耐极限。

佩姬欢迎这种压力。这就使她没有时间再去想阿尔弗雷德以及他们曾一道规划的未来。然而，她并不能就这样把他从自己的脑海里驱赶出去。他的所作所为给佩姬造成了极深的苦痛，这种苦痛不是可以轻易地挥之即去的。她不断用那种无益的“要是那”假定推测折磨着自己。

要是我还和阿尔弗雷德一起留在非洲，那结果又会怎样呢？

要是他和我一起来芝加哥呢？

要是他没遇见卡伦呢？

要是……？

一个星期五，佩姬去更衣室换工作服时，发现上面有人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母狗”。

第二天，佩姬去找自己的笔记本，发现丢了。她所做的所有的工作笔记全都不见了。也许我放错地方了，佩姬想。

但是她无法使自己相信这点。

医院以外的世界停止了存在。佩姬晓得伊拉克正在科威特攻城掠地，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一个生命垂危的15岁的白血病患儿的需要。东西德统一的那一天，佩姬正在奋力抢救一名糖尿病患者的生命。玛格丽特·撒切尔辞去了英国首相的职务，但更重要的是，214病房的病人又能自己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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